放开非公医疗价格能带来什么？
□剑客
日前，国家发改委、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发出《关于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有关问题的通知》，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办医。其中规定，非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所有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各地要将符合医保定点相关规定的非公立医疗机构纳入定点服务范围，实行与公立医疗机构相同的报销支付政策。（4月9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能给当下的中国医疗状况带来哪些改变呢？这无疑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能改变“看病贵”吗？答案是否定的。众所周知，目前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和药品器械价格均处于政府严格定价和监控之下，民众尚且觉得看病贵，指望从“所有医疗服务价格实行市场调节”的非公立医疗机构那里得到廉价的医疗服务，恐怕不切实际。必须看到，社会资本进入医疗领域，不是来做贡献的，也不是来搞慈善的，归根结底是为获利而来的。现时的民营医院，除了不时爆出“坑蒙拐骗”的新闻之外，哪家的医疗消费不是高高在上的？即便在新政的“感召”下浪子回头，民营医院也难以提供低于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价格。
能缓解“看病难”吗？这要从两个方面看。对于部分愿意以金钱换取时间的高端客户而言，非公立医疗机构推出的个性化、一对一的高端医疗服务，确实可以有效缓解他们的“难”处。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意义就不显著，因为这个层次的医疗服务，已经超出他们的承受范围。事实上，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非公立医疗机构以高薪将部分原本服务于公立医疗机构的医疗专家招揽于自身旗下，客观上反而摊薄了普通百姓接受优质医疗服务的几率。
能够消除民众对医疗价格飞涨的担忧吗？目前只能拭目以待。有关部门表示，“在放开价格的同时，要加强对医院价格行为的监管，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可是，表态容易执行难，在收费受到严格管制的当下，某些民营医疗机构诱骗高消费的纠纷还层出不穷，放开之后的监管又谈何容易？如果有关部门的监管利器果真如此犀利，那遍布城乡的无证黑诊所，哪里还有容身之处？
不可否认，放开非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有利于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卫生领域，可以细分市场，提供部分高端医疗服务满足多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但是，却未必能够有效增加整体的医疗资源和服务供给——到公有单位“挖角”，从来都是民营机构的强项，资本往往是不愿意自己培养人才的。因而，为民众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服务，还是有赖于政府加大投入，从整体上均衡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事实已经证明，指望通过甩包袱的方式来解决民生问题，是行不通的。
（作者是医疗界人士）
校际差距不缩小，消除择校仍欠公平
□洪 绩
在今年择校成为“最后疯狂年”和坊间流传的“天价择校费”引发舆论关注之际，昨日《羊城晚报》披露，广州中考校际之间的最高分和最低分相差500多分，而江苏一些城市中相差不过100多分。专家直指校际间差距没有缩小而在扩大，致择校疯狂不止。
无论是择校现象久治不愈，还是择校费飙升引发民怨，话题再热却已是老生常谈。至于说疯狂择校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也不是新发现，但中考分数的惊人落差却生动证明了校际间差距之大。由此，不管是优质学位被“吊起来卖”，还是家长为优质学位而对就近入学不领情，舍近求远追逐择校，忍痛承受沉重的择校费，或苦心积虑购买昂贵的“学位房”，一切都是必然的事。
于是，我们不能不正视如何推进教育资源均衡、缩小校际差距的现实问题。客观讲，在义务教育阶段要实现资源均衡一步到位并不现实，但这不等于可以永远将不均衡当正常而懈怠。广州近年推进教
育资源均衡的想法和行动不是没有，但最终还要靠实质性的加快推进教育资源均衡才能促使择校降温乃至彻底消除择校现象，这也早有共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对改变现实是否真正有强烈的紧迫感、使命感以及措施是否给力？
教育公平事关社会公平等道理无须赘述。实现教育均衡的前提是必须加大教育投入，投入多少也是衡量一个政府真正重视教育程度的重要指标。广州去年市本级财政教育投入近52亿元，并以“增速超过GDP增速”为荣。这的确值得肯定，但数十亿的投入是否已经足够，与广州的财力是否已经相称，教育历史欠账都偿还了没有，有无可能更大手笔投入，投入更多是“锦上添花”还是“雪中送炭”„„相信这些问题不难找到答案。
另一个现实是，近年来虽然自上而下无数次重申禁止分重点和非重点学校，但即使没有名分，政府在投入等方面厚此薄彼、偏向“重点学校”也是毋庸置疑的。由此无疑会进一步催化“强校越强、弱校越弱”的两极分化。财政投入多、择校生盈门，“名校”吃饱撑着，而那些薄弱的学校却“饥饿”得嗷嗷待哺，教育均衡就是空洞的口号。因而，要均衡教育必须大力扶持薄弱学校，让薄弱学校的硬件和软件都跟上去，缩小与“名校”之间的距离。
说到底，学校间的差距除了办学硬件，最大的差距就在于师资水平。这其中，“名师都在名校”是不争的现实。广州去年已出台“强师工程”方案，提出实行区域内教师按照一定比例流动的措施，今年将正式提上日程。这是个可以探索的办法，但毕竟有“削峰填谷”之嫌，恐怕还不是解决师资水平不均的治本之策。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必须基于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之上。这就需要有计划地对所有老师进行系统再培训，同时要实现所有老师薪酬均衡，让各校办学条件大体一致，激发每个教师的积极性。
按规定，广州市小学明年起将实行100%就近入学，实现“零择校”。这是一个理想的效果。但是，即便完全关上了择校之门，也不意味着教育公平的到来，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是所有人都能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就这一点来说任重而道远，期待政府有更大作为。
街谈巷议
别把孩子入学弄成商业竞标
倘若细想，就会觉得所谓的“小学择校赞助费”，实在是令人恶心，从名头到实际内容，都是如此，更不用说“天价赞助费”了。
这里说的“天价赞助费”，是指最近网络上流传甚火的关于广州小学择校费的帖子。民间流传说，最贵的择校费高达19万元，其他有16万元、12万元不等的。流传多了，记者就去问教育局，得到的答案自然是否认。不过各区教育局不是否认收了钱，而是说没有收到十几万，最多是六七万而已！
好吧，就算六七万，或者哪怕是两三万，一两万乃至几千块，那也有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这个钱该不该收？第二，这个钱收了，该不该叫赞助费？
先说该不该收。相信如果做个民意调查，绝大部分人都会说“不该收”。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喊了这么多年的九年义务教育，堂堂的法律文本摆在那里，凭什么孩子到公办学校念个书，家长要投入如此巨额资金？
当然，收费的学校不缺理由：户口问题啦，想入读的人太多啦，家长要求啦„„凡此种种，最终都成了“收钱”的依据。但既然是义务教育，那就不是市场，孩子入学也不是商业竞标，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收钱来解决义务教育的问题。而且，收钱的另一个副作用是，孩子从小就把教育和钱联系起来，这种观念的“软伤害”，不知要流毒多久。
可是我们知道，事已至此，不少家长都不得不交这笔钱，各地对此美其名曰“择校赞助费”，或简称“择校费”——听起来真像家长满心喜悦地要“赞助”地方教育。
但实际情况是，交过赞助费的人，绝大部分是敢怒不敢言。更有报道称，北京有小学在让家长交这笔钱时，要签协议，说明是自己愿意交的——看这情形，分明是被勒索、交赎金，哪里有半点赞助的意思！所以，这样的收费还是另立名目吧，千万别再叫教育赞助费，否则太令人反胃了。
不禁想说说外国例子。带学龄孩子到美国、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上过学的人，大多都知道，在这些地方，只要你能证明自己住在学区里，不论住宿舍还是租房，简单填上资料，孩子就可以免费入读当地公立学校，读不到最近的，那就往远一点的分配，直到读到为止。学区好坏是一回事，但方便快捷的确是这些家长的感受。
请不要说这是人家国情，对比之下，我们大收“赞助费”的地方，要做到这一点也并非不可能——天河区教育局不是说“零择校”吗？
众所周知，中国教育体制众病缠身，而中小学赞助费乃其中重症之一。解决这个重症，是很多家长热切期盼的大事。
“不健康的健康证”需猛药治疗
□何勇海
没有体检和培训，记者暗访时，用假名花90元钱就“买”到一张健康证，4月9日晚，央视东方时空以《“不健康的健康证”调查》为题，报道了武汉洪山区张家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违规办证一事。据洪山区卫计委调查，张家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年办理了800张健康证，对于没有经过体检就办的健康证将回收并重新体检。
根据《食品安全法》、《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等法规，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公共场所服务，化妆品、一次性医疗卫生用品等专业生产，有毒、有害、放射性作业，幼托机构保育等五大行业的相关人员，必须拥有健康证才能上岗。健康证是确保公众健康的一道重要防线，服务人员上岗有健康证，就能减少疾病散播，保护顾客的健康安全。
然而在张家湾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省去了“健康检查”和“卫生培训”两个法定程序，交钱就能买证，相关机构收钱就可发证，一旦身患传染病的人通过这种渠道办理了所谓的“健康证”，老百姓的食品卫生安全就失去了“第一道把关”，各种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就有了一条条“绿色通道”。
在这种不负责任背后，是一些医疗卫生机构利欲熏心——健康体检及发放健康证只是他们的创收手段，只要有钱到手，大可敷衍了事，能中饱私囊或单位“小金库”不说，还可节约成本。这种行为说轻点是懈怠渎职，说重点则是违法犯罪——一个小的疾病传染事件，有可能成为公共安全事件，给公众的健康安全带来极大危害。
目前办理健康证不严格的情况较普遍。除花钱不体检也能办证外，代人体检、信息全假也可办证、叫卖空白健康证和“山寨健康证”等现象也较盛行，本为健康而生的健康证因执法不严染上一身“疾病”，有关部门确该给予“治疗”。
如何“治疗”？一要消除“二龙治水”——办证由疾控中心管，检查从业者是否有健康证，则归卫生监督机构管，对于是健康证是怎么办的、体检与否，卫生监督机构却没权力过问，这就给办证方借机敛财提供了可乘之机。二要对出具体检结果者提高监管力度与违规成本，将责任落实到人，一旦违规办证定当严惩不贷。三要对从业者及用人单位实行动态监管、定期抽查，一旦发现“带病上岗”者，也要重罚和实行行业禁入。
承，不能止于文学形象
——“红色娘子军精神薪火相传”系列评论之三
□阅尽
传奇，经典，这是许多人评价红色娘子军时常喜欢用的字眼。自1961年拍成电影上映，红色娘子军便风靡全国，此后不久，同名芭蕾舞剧上演，同样盛演不衰。多年来，它感染、激励了一代代人，影响所及，更远远超出了国界。
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洗礼，无论时势风云变幻，社会经济沉浮，它都巍然屹立。它是不朽的“红色经典”，是常青树，甚至堪称奇特的“文化现象”。它为何能保持如此长久的生命力？这似乎是个谜。
如果说是其美轮美奂的艺术表现形式吸引了人们的目光，但无论舞台还是银幕，同时期曾有多少轰动一时的艺术巨制不都如过眼云烟？不错，是作家、艺术家们从史料中发现了那段珍贵历史，并将其搬上舞台银幕，从而让红色娘子军声名远播。但是，细细分析，如果不是作品表现出的深刻主题及主人公的命运、追求及精神风貌，它又何来如此经久不衰的魅力？无疑，作为文艺创作，红色娘子军最能打动人的还是它展现出的“人”——那些为着自由解放与命运不懈抗争、坚贞不屈，追求真理与信仰的女战士。某种程度上，也正是其真实的“人生展现”打动了亿万人的心，缔造出绵延半个世纪的“传奇”。
尽管如此，仍然要说，真实的生活比艺术更让人震撼。艺术的渲染，时常让历史过于简单化，或富于浪漫色彩，有时苦难也被披上“悲剧美”的外衣，从而一定程度淡化了生活的复杂和残酷，模糊了人们对现实的认知。事实上，当年那些娘子军连战士在队伍打散，被关进牢狱，所遭受的酷刑以及其后漫长人生道路上遭受的种种磨难，远非文学作品所表现的那么简单。
新闻报道中有个细节，老战士王运梅，因没有文化，又长期生活于封闭的农村，直到2010年百岁高龄时方知自己不是党员，而她一直以为，只要参加了革命，便是党员。这让老人受到极大的刺激，她口述请人写了入党申请书。102岁时，她终于成为中共党员。这位百岁老人说，她“只要活着，就跟党走”。这让闻者无不动容。谁能想到，80多年前投身革命的老战士，直到临近生命终点，用她自己的话说，才终于“回了家”。而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所以，对于红色娘子军，对这支浓缩着我们民族命运，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队伍，真实的历史发掘与传承绝不能停歇。而在今天，由于最后一位女战士的生命垂危，更令这件事有了“抢救”的意味。推而广之，那些在民族和祖国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做出贡献的先辈们，我们都应该将他们用真实的笔触记下来。显然，抢救那些活着的“历史”，在当下可谓是一项十分紧迫而意义深远的事业。
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太需要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汲取营养，荡涤灵魂。优秀的文艺作品固然能给人教益，但它的虚拟化以及理想化的因素，却又令“怀疑时代”的人们兴趣顿减，更削弱了对它的信任感。正基于此，无论是为了铭记历史，还是为丰富当下的人文精神、弘扬优良传统，都有必要对近代革命史上的参与者作一次系统性的“历史发掘”。
自来水污染拷问公共安全监管
兰州市自来水被检测出苯含量超标近20倍，引发市民抢购矿泉水。12日上午，当地政府通报，确认此次自来水苯超标的源头是中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一条管道发生泄漏，污染了供水企业的自流沟所致。经紧急处理，目前兰州自来水已全部符合国标。（4月13日《中国青年报》）
一起水污染事件，折射出公共安全之脆弱。客观而言，官方正式发布自来水苯超标通告之后，当地政府的表现是适当的。信息公开及时，事故处理到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然而正如论者所言，由于之前措施的缺位，使它的再快反应也是“慢的”。种种迹象都表明，这其实是一起本不该发生的污染事件，至少不应产生如此恶劣的后果和负面影响。
早在上月6日，兰州曾发生过自来水异味事件。彼时，官员坚称，水质符合国家安全饮用标准，并对“传谣者”进行了处理。“三月辟谣，四月成真”，如今看起来这像是个巨大的讽刺。虽无证据表明3月流传的自来水异味与此次苯超标有必然联系，但自来水水质问题关乎千家万户的饮水安全，即便是“谣
言”，政府是否也该加以重视，并用数据和事实来明确证伪，而不是单纯的辟谣。换言之，如果政府把公共安全放在第一位，把“万一”当成“一万”，此次危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否是可以避免的呢？
更大的质疑来自于相关信息的滞后和拖延。公开披露的数据显示：从当地供水企业发现自来水苯含量严重超标到停止供水，整整过去了18个小时。也就是说，由于信息公开的滞后以及危机处理的盲目，兰州市民多喝了18个小时被严重污染的自来水。
自来水公司方面的解释是：“停水涉及全市生产生活，作为供水企业并没有权力做出停水决定。”自来水是生活必需品，一旦被污染，必然会危害到公共安全。企业即便没有停水的权力，是否也该在第一时间向主管部门通报？再退一步说，政府在得知污染情况后，又是否该一分钟都不耽误，第一时间做出停水决定，并告知公众？让人诧异的是，几乎所有的环节都慢了一步，整个危机处理的过程仿佛陷入了停滞。很难想象，在公共安全面前，相关部门究竟在思考什么？或者说，在当地官方眼中，还有比公共安全更重要的事情吗？
国家环境应急专家称，初步判断兰州自来水中的苯来源于兰州石化上世纪80年代发生泄漏事故后渗入到地下的污染物。而资料显示，发生污染的自流沟建于上世纪50年代。想想都让人后怕：30多年前的泄漏物质污染了建于60多年前的自流沟，公共安全隐患的预防和应对哪里去了？由此而论，政府必须反思：超标的是自来水，而未达标的又是什么？
一桩自来水异味个案，不期然导致了一场影响甚大的公共事件，表面看，相关部门的应急处理失当，而实际上也暴露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此次危机，无疑也为其他地方敲响了警钟。显然，像水、电、燃气等事关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问题，在决策上必须提到更高的位置来对待，无论日常的安全运行监督还是应对各种可能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都需从立法到具体实施进行全方位的审视，不留任何漏洞。
有些精神不能忘记！
羊城晚报记者 林曦
作为一名海南仔，同时又是羊城晚报社的一名员工，读了羊城晚报“红色娘子军系列报道”，我甚是骄傲。小时候在海南，上课时老师经常会提起红色娘子军，告诉我们这是一支全国唯一的女子红色革命军。那时我也看过《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不过遗憾的是，没有机会见到那些了不起的老一辈英雄。这几年，这类红色故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现在若问一些年轻人，恐怕很多人并不了解红色娘子军，不知道这支队伍来自海南，更不用说那些英勇的战斗故事了。那么，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当我们再谈起红色娘子军，我们在谈些什么呢？
我想，首先是“红色精神”不能忘记。海南省琼海市市委书记符宣朝说得很对：“现在很多地方的红色传统都已经淡漠了，甚至很多领导干部都把老一辈的奋斗史、革命史、进步史疏忽了。但其实，我们现在依然需要这种正能量，这是一种浸润在骨头里的精神气质，是一种一脉相承的历史传承，是鼓舞我们不懈向前奋进的精神动力。”
现代社会，似乎每个人都很焦虑，为钱、为房、为权，甚至为孩子的教育问题、为家人的看病问题等等，都忙得焦头烂额。于是，不知不觉中，我们变成了一个负能量火球，不时地抱怨经常地不满。
和平年代，正因为我们生活得幸福和谐了，红色精神和那段历史更不能被忘记，她们的价值观和正能量应当得以传承。羊城晚报一如既往地关注着老战士们的消息，从王运梅、潘先英、符月雅到卢业香„„记录这些老战士，也是记录我们走过的岁月，也体现了一份报纸所要表达的人文情怀和精神传承。只有铭记先人，才能教育后人！
从国家到地方，每一次预结算账本公开都被媒体盯住，且不缺新闻点。广州市各区市部门及镇街近日相继晒出的2014年“三公”经费预算账本，也被媒体注意到存在参差不齐，费用升降原因说明空洞，公开流于形式等问题。
广州各区继去年首次统一范本公开财政预算之后，今年又有了一定进步。如市对各区预算公开并无强制要求单列会议费，但已公开的基本都单列。总体看，各区“三公”及会议经费预算绝大多数都有所压缩，但也有不降反升的。那么压缩幅度是否已足够，下降或增加的具体原因和项目又是哪些，这就需要有详细说明，让人清晰看到每项支出的依据，进而才能判断其合理与否。
然而，恰恰是在预算细化这个关键问题上还有不小的距离。从化区政府部门账本只有1张图片文件，400多字简单列出“三公”以及会议费各项数额、增减情况，增减原因基本未说明。花都区会议费预算高达2850万元，在十区市中“遥遥领先”，也没有会议内容、数量、规模等具体说明。
预算公开不细化，缺乏详细说明，公开的诚意与意义就大打折扣。试想，一个区的公务接待费预算过千万甚至几千万元，一个区级政府部门或一个镇会议费预算上百万或几百万元，这些老百姓眼里的“天文数字”背后无细致的来龙去脉，公车购置费“逆势上涨”而偏不列出购置车辆部门、数量和具体类型，公众依据什么来评判这些支出到底是否必要，合不合理？
向社会公开公共财政预结算账本的制度设计初衷，显然不是浅层次的为公开而公开，也不是仅为公开几个大数字，而是要告知公众每一笔公共财政的具体去向，接受社会各界的评判与监督。仅有粗线条公开，就有“应付式”公开之嫌。政府部门只让老百姓看几个大数字，看不到底细，说难听点还是给人在玩“数字游戏”的观感。
广州公共财政预结算公开领跑全国，从市级到区级也都依然行走在制度设置不断完善和逐渐规范化的进程中。最终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预结算公开，也就是一分一厘是怎么用的都让公众一清二楚，这确需一个过程，但不等于预结算特别是社会关注的“三公”经费和会议费支出的明细可应付了事。
财政预结算公开艰难走到如今这一步，要实施彻底透明的根本性突破，除了制度设置要更规范完善之外，显然还需在监督上用力。一方面要从源头抓起，即提交人大审议的预算报告就要细化。不然，握有否决权的人大不给力，不让预算一开始就细化，审议时人大代表一边喊“看不懂”一边又举手通过，到向社会公开时又何来细化？
另一方面，要建立和落实监督问责机制。现在的问题是，每次到晒账本时都只是媒体“一头热”，一两个代表委员接受采访说几句，再加专家议论几句。即便是某个账本被质疑有问题，一两天过去就风平浪静，官员毫毛不损。要改变这种状况，无疑需要人大、政协及纪检监察部门也来审视公开的账本，介入监督，对有敷衍行为的单位责任人加以问责。否则，预结算流于“应付式”公开就始终难取信于民。
